【文献来源】Barbara JunisbaiandAzamat Junisbai, “Regime Type versus PatronalPolitics: A Comparison of ‘Ardent Democrats’ in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Post-Soviet Affairs, Vol.35, No.3, 2019, pp.240-257.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政治态度与政权类型是何种关系？政权类型的差异是否与政治态度的分歧相对应？

在民意调查很少注意到的两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尽管二者有着密切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联系，但两国在独立后的头25年里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轨迹。哈萨克斯坦被视为欧亚地区总统制的象征，而吉尔吉斯斯坦则被视为是该地区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作为欧亚大陆任职时间很长的国家领导人，宪法赋予他广泛的权力，其中许多权力即使在他离开总统职位后仍将合法保留。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遭遇了一系列政治冲突、反政权动员及两位总统（2020年又增加了一位——译者注）被推翻等政治考验。最终在2010年通过新宪法，规定了议会—总统混合政府形式。2010年后，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两次和平的权力交接，即两次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基本自由和公平的总统选举。

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人们本能地认为相对民主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比生活在相对集权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人更有可能强烈支持民主理想。既有的研究认为，大众态度与政权类型相对应，政治态度决定政治环境或政治环境决定政治态度，或者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然而，学者们对政权性质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观点不一。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了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在相对民主的环境下，民众的民主偏好普遍存在；而在民主有限的背景下，民众的非民主偏好普遍存在。其他学者，如马瑟兰（Robbert Maseland）和范霍恩（André van Hoorn）则记录了一种相反的关系，在缺乏民主的地方，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明显更强。本文在研究政权类型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时，从庇护政治的视角切入，探索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不同政权类型国家的民众对民主实践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假设

假设1：人们对民主及其相关实践的支持度与政权类型息息相关。更民主的国家相对而言更支持民主实践，反之，相对缺少民主的国家则更不支持民主实践。

假设2：经历过民主挫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不太可能表达民主偏好，而“威权”政体得以巩固的哈萨克斯坦却有支持民主实践的偏好。

假设3:支持民主实践与政权类型的关系可能不如政权类型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哈、吉两国“热心民主的人士（ardent democrats）”，即他们强烈赞同或支持与民主相关的做法。通过对两国“热心民主的人士”的比较，来说明政权类型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涵盖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主题，反映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区域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辩论。设计的问题包括挖掘公民的宗教实践、媒体消费模式、政治态度、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看法、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观点、对机构的信任以及代际社会流动等。通过这些问题可管窥两国民众对民主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可以用政权类型这个变量来解释。

（三）数据说明

首先，本研究在哈、吉两国完成了1500次与18岁及以上受访者的面对面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45分钟。哈萨克斯坦的回应率为60.1%，吉尔吉斯斯坦为89.6%。其次，关于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种族和城市居住地)，在本文的样本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和教育程度相似: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42岁，两国的平均教育年限均为12年。然而，民族构成和城乡划分却大不相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样本中，主体民族显然占大多数（四分之三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吉尔吉斯族），但在哈萨克斯坦的样本中，人口是分开的（只有大约一半的哈萨克斯坦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斯坦样本也更集中在农村：65%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哈萨克斯坦受访者城乡分布相对平均，几乎一半的受访者生活在城市。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在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男女结构方面，两国人口相似，但当从种族和城乡居住地来看这两个群体的构成时，它们却明显不同。

（四）民主态度的测量

本文将对民主的态度分为三类:工具性支持、内在支持和与民主相关的特定属性或实践。

1.工具性支持。工具主义观点将民主与具体的收益联系起来，例如从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在问卷调查中，“民主作为家庭和国家层面经济进步的手段”得到了两国受访者最高程度的支持。民主能够促进物质利益的信念引起了广泛共鸣，近60%的受访者强烈同意“诚实的选举对我的国家的经济福祉很重要”，45%的受访者强烈同意“诚实的选举对我的家庭的经济福祉很重要”。

2.内在支持。对民主的内在亲和力是那些“内心民主”的人的特征，即那些为了民主而重视民主的人。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是“热心民主人士”，所以将那些强烈赞同每一种说法的人与所有其他受访者隔离开来。对内在衡量标准的认同度要低得多:两国只有大约30%的受访者表示，“生活在一个民主治理的国家”非常重要。因此，工具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似乎比声称民主的内在吸引力更有共鸣。此外，在本文案例比较中，民主的预期愿望不会因政权类型而异，因为国家差异很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3.与民主相关的特定属性或实践。稍多一点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强烈同意反对党的监督作用，而稍多一点的哈萨克斯坦人强烈同意公民和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勉强说来，比吉尔吉斯斯坦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人强烈反对民选官员的裙带关系。

在支持民主的四项具体措施中，哈萨克斯坦人当中有三项措施的民主热情略高，这似乎与假设2相吻合——即民主的价值在民主缺失的地方得到了提升。这些证据表明，尽管世界各地成熟民主国家的个人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心，但各种较少民主国家的民众往往渴望民主。同样，哈萨克斯坦人可能对民主抱有更加理想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还没有实践民主。相对而言，更多的人可能希望新闻媒体和公民发挥更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而这正是他们缺乏民主政治实践的原因。在哈萨克斯坦，很少有人愿意冒险参与有争议的政治行为，也没有强大、独立的媒体来制衡国家。鉴于哈萨克斯坦人没有直接的民主经验，他们的回答可能是“嘈杂的”，既反映了对民主的有限理解，也使回答难以解释。

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人可能会对民主理想表示不那么强烈的支持，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直接和混乱的经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殊背景下，民主实践往往会激活城乡、南北和族群之间的潜在冲突。民主的实际表现可能会削弱对民主理想的支持，但这只是提供了部分解释。因此，虽然哈萨克斯坦人比吉尔吉斯斯坦人相对更支持具体的民主做法，但这两个国家民众对于民主的强烈支持仍然很少。在一个更加民主和缺少民主的国家中，“热心民主人士”都占人口的少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本文分析了2012年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原始调查的结果，平均而言，这两个国家不到35%的受访者可以被称为“热心民主的人士”。事实上，哈萨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斯坦人在很多方面在态度上是无法区分的，他们在广泛的方面表现出对民主相似程度的强烈支持，而在哈萨克斯坦人当中，对具体民主实践的支持程度略高。这说明假设1在吉、哈两国的案例中不成立。作者跳出民主与非民主的简单划分，将着眼点放在哈、吉两国更为复杂的“政权类型——庇护政治”上，来分析其与支持民主的态度之间的关系。

三、复杂的政权类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庇护政治

（一）哈、吉两国庇护政治概述

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往往是复杂多面的，结合了各种制度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行为。在单一或明确界定的政权类型下，某些政治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吻合对于政权类型的界定。事实上，政权内部的政治动态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使得对“时代的政治气候”确切“基调”进行定性成为一项挑战。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情况只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一个特定政权在某个时候看起来更加民主，但在另一个时候则不那么民主。

2012年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例证。首先，在国际民主措施方面，两者看起来明显不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政体Ⅳ”（Polity IV）和“多元民主项目”（V-Dem）的评估一致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明显比哈萨克斯坦更民主。2010年是关键政治节点，吉尔吉斯斯坦废除了总统制，制定了新宪法，将权力分配给民选政府和议会选出的总理。当年早些时候，吉经历了一系列暴力冲突，精英背叛和公众抗议迫使总统逃离该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混乱”时期，哈萨克斯坦表面上保持了稳定。自1986年以来，哈一直是强人掌权，忠诚的精英基础促进了权力和正式权威在首任总统手中更加集中。与吉尔吉斯斯坦不同的是，哈萨克斯坦行政部门任命总理，总理负责执行总统规定的议程，可以随意被解雇。并且，政治反对派被边缘化，任何已经爆发的孤立抗议实际上已经碎片化。

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尽管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民主化程度方面不同，但它们有一个有据可查的共同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都是庇护主义的或基于庇护政治的，由精英网络主导，并被认为是高度腐败的（哈、吉两国的腐败感知指数相似）。基希尔特（Herbert Kitschelt）等人认为，在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制和吉尔吉斯斯坦更民主的总统—议会制中，政治都围绕着“忠诚和相互交换的个人网络，以及庇护和裙带关系”。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竞争主要是为了获取稀缺资源，而不是关于意识形态和对国家未来愿景存在对立。

在庇护系统中，无论是寻求高级别的政治任命、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还是政府官僚机构中的领导职位，都需要金钱以及与有权力和权威的人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庇护人是那些富有和强大到足以“提供保护或利益，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精英。更加强大的政治精英对其他处于“个人依赖的垂直链条”中较低位置的精英给予奖励和惩罚，这些链条将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 正如亨利·黑尔（Henry E. Hale）所描述的，权力属于那些有能力的人。互惠、义务和互利是关键，尽管强制和监督也起着主要作用。虽然在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中都可以发现某种形式或程度的非正式做法、腐败和基于个人关系和联系的奖励分配。关键的区别在于，庇护主义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决定性组织原则，庇护人是关键的政治参与者。

在哈、吉两国的案例中，政治态度反映了政治环境的哪些方面？是政体类型的对比？例如更多的民主与更少的民主，还是政治经济的趋同？例如他们共享的庇护政治体系。正如哈、吉两国案例所强调的那样，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制度中——一个更具竞争性和多元化，另一个则远非如此——精英们仍然可能受到庇护主义的关系逻辑以及政治和“利益经济”的驱动。那么，这些制度上的复杂问题如何在公众舆论中表现出来？

（二）对哈、吉两国支持民主的新解释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庇护主义这种共同的制度背景有助于理解我们发现的态度趋同。亨利·黑尔认为，政治是主要围绕着通过实际认识的链条进行的具体奖惩的个性化交流而组织起来的。虽然这涉及到高度的勾结和协调，但庇护主义也涉及到竞争，即大部分政治行为是精英内部的资源和影响力争夺。

公众能够而且确实在精英内部的竞争中发挥潜在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普通公民被动员起来，让他们的庇护人比其他人有竞争优势，或者抗议威胁他们庇护人利益的不公平结果。由于物质和亲属关系将精英和公民垂直连接起来，庇护主义不仅在精英中产生模式化的行为，而且也是非精英的重要激励因素。

本文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正如庇护会产生可识别的精英反应一样，它同样会以可观察的方式影响普通公民的态度。调查结果证明，大众的态度往往与庇护人的做法一致。例如，在许多欧亚国家政治体系中，政党不是主要的政治行为体。相反，由人脉广泛的知名精英领导的金融产业集团通过合作和竞争来促进自身利益。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主要关注的是通过维护庇护网络持续获得经济资产。因为普通公民理解这是事实，两国很少有人强烈支持反对党要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在他们的国家，政党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英企业集团和他们的扩展网络填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普通公民也明白，裙带关系是高层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权的人应该引入他们的亲密盟友和支持者，并给予他们获得资源的特权。对这一政治现实的广泛理解反映在访谈中，“既然领导人代表每个人，他们就不应该偏袒自己的家庭或群体。”这两个国家的少数人(哈萨克斯坦约35%，吉尔吉斯斯坦约31%)强烈反对家庭和狭隘的政治利益。同样，只有少数人(哈萨克斯坦约30%，吉尔吉斯斯坦约25%)强烈认为，“公民应该更积极地质疑领导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其庇护政治制度的现实。对特定调查项目的总体回应与庇护的运作方式相对应。在实践中，领导偏爱“自己人”，政党的影响力有限。这是因为金融产业利益集团是争夺影响力和资源的主要有组织行为者。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被动的角色——除非被相互竞争的精英动员起来。

最后，高度一致的回应涉及媒体的作用。两国大约40%的受访者强烈认为，“新闻媒体应该不断调查和报道腐败以及政府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大众媒体经常被用于争夺资源的政治斗争。媒体可以用来左右舆论，进行亲政府或亲精英的公关活动，诽谤对手。此外，当媒体报道腐败丑闻和与腐败有关的离职时，普通公民就知晓了关于政治丑闻的内幕。如果媒体的报道经过深度传播，普通公民就会调查他们已经知道发生的阴谋。这些时候，媒体提供了一种在普遍不透明的条件下解读庇护网络和商业利益正在上升和已经失宠的手段。

通过上述方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态度与庇护政治在其社会中的运作方式紧密一致。然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比哈萨克斯坦更民主，但离巩固的民主还差得很远。学术和实践界倾向于将政权类型(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不自由)作为分析工具，这掩盖了庇护主义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动机。持续的庇护行为使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公民对民主的支持比政权类型的区别更相似。

五、总结

首先，本文作为首批系统且详细探讨大众态度和政体类型之间关系的研究之一，分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在理解民意方面的相对重要性。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哈、吉两国政权类型不同，但两国在政治本质上仍然是庇护主义的。庇护政治伴随着广泛的“庇护人-受益者”网络、非正式惯例和不成文规则的主导地位、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发达的正式制度以及精英内部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它可能不仅存在于哈、吉两国，而且是大多数欧亚国家所共有的特征。

其次，本文也是首批深入记录庇护主义在大众态度层面的表现的研究之一。研究了庇护政治如何塑造精英偏好并强化特定的精英行为。本研究发现了庇护主义和普通公民的政治观点相似的证据。因为作为“决策者”的公民是政治制度和过程的观察者和“解释者”，他们对政治如何“真正运作”的理解相当准确。公民的政治态度对应于他们对政治背后的真正驱动力的正确认识，即在一个高度腐败、居高临下的政治体系中，精英们争夺权力和物质资源。

因此，作者将大众态度追溯到政治背景，特别是作为“粘性”非正式制度的庇护主义，它可以而且确实与非常不同的正式政权类型共存。在哈、吉两国，公民在他们的调查回答中表达的观点与构成资助政治的精英实践和行为相一致。

最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政治制度、精英行为和大众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

编译：万雪妮 [cm_simple_footnote id=”1″]